※名士马积高※

名士马积高

http://xsb.rednet.com.cn 2007-12-14 12:33:02 　李蟠

　　马积高先生是衡阳人，1925年生，2002年去世，活了77岁。
他家庭并不富裕，父亲过世后只靠几亩田出租，生活相当困难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曾跟着人家到贵州贩卖过牛马,早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。
他学习异常刻苦，人又极其聪明，经同宗的马宗霍先生的指点，考进了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。他在班上年纪最小，学习成绩却并不亚于任何人，同学们称赞他，甚至夸他是湖南才子。老师们也喜欢他，骆鸿凯教授还将他招为乘龙快婿。
解放前不久，他从国立师院刚毕业就被地下共产党人相中，尽力帮他当上了衡阳县的教育科长。这说明他不仅思想倾向进步，而且获得了共产党的信任。
正因为他思想进步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衡阳一解放，他就被任命为衡阳著名的船山中学校长，年纪还不到三十！
五十年代初，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成立，他被调去担任中文科主任。他根底不错，课讲得好，很受学生的欢迎，他的名字很快就传出了学校，在湖南教育界崭露头角了。
1958年大跃进，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到湖南师范学院，他很快又成了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“台柱”，成了这个教研室的主任。
他善于钻研，又很刻苦，在科研上也做出了成绩。先是一篇为金圣叹翻案文章，发表后震动了中宣部。他们派人来了解作者的背景，发现作者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，便放了他一马。马先生知道以后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后他写文章就收敛多了，没再那么冒失了。没想到此事，反倒给他增添了不小的名声！以后他又写出了一本谈关汉卿的小册子，虽然少了一些棱角和锐气，却受到读者的好评。马先生已经誉满三湘了。
随着名气和影响的增大，马先生在中文系的地位，也得到了提升。六十年代初，知识分子“脱帽加冕”，他便成了中文系的副主任。直到1964年，马先生走的都是一条顺风路，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。像他这样一帆风顺的知识分子，似乎不算很多。土改、镇反、三反五反、批红楼梦、反胡风、反右、拔白旗……他都轻松过来了。
到了1964年,情况就发生变化了。
那年的元旦刚刚过完，省委就派来一个庞大的工作队，声称要在我校开展“四清”。什么叫“四清”，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好像是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，先从农村清起，再发展到城市。后来的正式名称是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
我们学校是我省唯一的一所高等文科学院，每次运动，都是省委的点。先取得经验，然后全面推广，这叫以点带面。工作队来势汹汹，人数之多，前所未见。
他们一来就神秘得很，不像以前搞运动那么大张旗鼓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扎根串连，找出身好、阶级觉悟高，对党的感情深的积极分子个别谈话，然后组织他们学毛著、查敌情，建立积极分子队伍，再以后就是干部下楼，“洗手洗澡”，团结对敌。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，成绩十分可观，揪出了不少“阶级敌人”。全校到底揪出多少，我不知道。就我所在的外语系而论，在103个教职员中，开除的“坏分子”一个，另一个宽大处理，不戴帽子；原有的一名“右派”还是戴着帽子，有三个早已摘帽的“右派”，虽未戴帽，但提出警告，不许“乱说乱动”；还有几个人“历史问题”严重对外不戴帽子，但性质还是敌我矛盾，“内部控制”。还有好几个“推一推就是敌我矛盾，拉一拉又是内部矛盾”。这几种人加起来，已超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。马先生所在的中文系，一个在旧社会当过长工的教师，也成了“内部控制”的人。
关于马先生的情况，是一位工作队员在我们教研室学毛著、摆敌情的会上，无意之间透露出来的。他说中文系挖出了一个“反革命集团”，为头的就是马积高和羊春秋。
我听了大吃一惊，转而一想：“这有什么好吃惊的。我组织教研室里几个非党教师学毛著，不也是被内部确定为反革命集团吗？”
我暗自庆幸的是：我与马先生还不认识，只知其名，却没有任何来往。羊春秋，我在华中师范学院进修时虽已认识，但他来我院之后，我们却毫无联系。他们的问题与我无关，用不着紧张。
但后来的结果，倒是让我吃了一惊：马积高、羊春秋并没有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，他们担任的职务还是原封未动：马积高还是系副主任，羊春秋还是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主任。到了文化大革命，我曾问过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们竟然一无所知。
不过，纸总包不住火，不到几个月，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一吹响，原来的四清工作队一变而为文革工作队，不几天就把马积高推了出来，定为“马羊黑帮”的为首者。继林增平之后，他们两人的大名，也上了省报。这一马一羊便成了三湘四水妇孺皆知的人物。
但我认识马先生还在这以后。1967年7月底，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，简称“省革筹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羊春秋为首的“黑鬼”们竟然不顾一切地起来“造反”，筹备成立“湖南师范学院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教职工造反联络站”（筹）简称“革教站”，实际上是被工作队揪出来的“黑鬼”组织。他们的所谓造反，就是要求平反，争取获得与一般教工一样的权利。这个组织一经成立，“黑鬼”们便纷纷加入。办公的第一天有三个人不请自来，其中的一个就是马积高。这时我作为“革教站”的负责人之一才开始同他接触。他言语不多，年纪四十多一点，精力充沛，工作积极，而且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没有架子，没有怨言。
我有什么叫他干呢？无非是草拟个什么宣言、声明、通知之类。这对他来说，当然不难，往往一挥而就。让我吃惊的，倒不是他的速度，而是他考虑问题的细致、缜密和周到。
马先生非常沉着冷静，从不冲动，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。我没有听到他发过脾气，即便他儿子马小驹突然被抓进“牛棚”，他也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
那是一天夜里，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听清广播员说的内容，“牛棚”的铁门就咣一声，接着就是“牛棚”的监管骂骂咧咧的声音；“滚进去，‘黑鬼’崽子，快去找你们的‘黑鬼’老子！”
我从门口探出头去，发现进来的尽是十几岁的孩子。马先生赶紧拉住他的爱子马小驹，一声不响地让他爬到他住的上铺，父子俩一夜都没再说一句话。
我同马先生在一个囚室里，生活半年多。他像兄长一样对待我，减少了我不少的烦恼。他独立生活能力强，干体力活的能力也不差。他还是我们那一组“黑鬼”中的精神领袖，连年纪最大的方嗣曼先生都佩服他，挨了红卫兵的皮鞭，找他倾诉。他常常安慰我们，叫我们放心，相信群众相信党。有一次我同他谈心，问他：“我们这些人的问题，究竟有多大？”
他笑着回答：“说大可大，说小就小，提起来千斤，放下去四两！”
这话说得真好，充满智慧和哲理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我甚至此后就认定他很有头脑，很像个思想家。他晚年研究庄子，有人不以为然，我倒觉得一点也不奇怪。
马先生对财物看得不重，能喝酒，抽烟也很凶，大概一直抽到临终前不久，很有点名士派头。晚年不大愿意抛头露面，游山玩水的时候也不多。
他家务活很能干，夫人视力不佳，三餐茶饭多是他做出来的。可以说他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，这在知识分子中间，不算常见。
他爱读书，爱买书，工资发下来，除吃饭、喝酒等基本需要之外，余钱多半用于买书。他对穿着不大在意，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。
他在湖南的语文界，弟子众多，声望很高。他晚年的一部巨著《赋史》牢牢地树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，赢得了同行们的尊重。
他在中文系担任领导人的时间长、贡献大，许多老师出自他的门下，受过他的教诲和恩惠。他在他们的心目中形象高大，提起马先生，他们莫不肃然。口碑之好，令人称羡！
马先生对健身之道却不大在行，生病多年，也不认真治疗，对自己的抗病能力，过于自信。他总说他患有糖尿病，却始终没有到正规医院去确诊。我是个多年的老糖尿病患者，深知糖尿病的厉害。他没有认真听从我的劝告，错过了诊治的时间，等到并发症一来，便酿成了大祸，悲乎！
我和马先生虽不同一个系科，从事的专业不同，但因为有了半年多的同“棚”之谊，言谈都是推心置腹的。我们性格不同，但对不少问题却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，他的去世，使我失去了一个好兄长，一个共过患难的好朋友！
（作者系湖南师大离休教师）
(稿源：李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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