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陶孟和与《现代评论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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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12-18 9:28:36
智效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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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4年在北京创刊的《现代评论》，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思想性刊物。它的主要撰稿人除了王世杰、胡适、高一涵、唐有壬、陈西滢、徐志摩、周鲠生、燕树棠等人之外，还有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。陶孟和原名陶履恭，1888年出生于天津。他的父亲陶仲明曾经在南开的前身——严氏家馆担任塾师，他也在该馆完成了启蒙教育。陶仲明去世后，由张伯苓接替。不久，严氏家馆改为敬业中学堂，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，攻读教育学专业。后来他因故回国，改赴英国留学，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专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留日期间，他就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《中外地理大全》。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，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。留英之后，他受费边社的影响，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，并撰写了《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》一书，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。
五四期间，陶孟和与陈独秀、胡适都参与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可谓风云一时的人物。1924年《现代评论》创刊后，他为该刊写了不少文章。这些文章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善于用现代文明的基本原理来评论现实问题，二是喜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的道理。比如他在1925年4月18日写的《言论自由》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文章一开始就说：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？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，没有人敢有如此胆量。因为能力越大的人，越觉得自己渺小；知识越多的人，越觉得需要提高。只有自认为是全能全知者，才敢一意孤行、为所欲为。可怕的是，如果让这种人进入政界，并掌握公共权力，就会无视他人的存在，不许别人说话。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。
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，陶先生做了如下分析：第一，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，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。第二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，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，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。第三，当今政治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，因此政府官员必须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陶先生还反复强调：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，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，可以理解的。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。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许别人批评，也不肯认错。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，还会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。因此这篇文章的结论是：“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，为仇敌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，为滋养品。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。”（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十九期）
一个多月以后，陶孟和又以《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？》为题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文章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，当然非常美妙，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。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，首先是由于“人的禀质不同”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，乐观者会有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感慨，悲观者却会有“只是近黄昏”的哀叹。如果再考虑到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、所受的教育不同、所关心的利益也不同等诸多因素，那么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因此，政府的作用，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，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。这就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。（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二十五期）
陶孟和的文章还有很多。比如他还在《我们小民的希望》中，向当局提出三个要求：一，尊重生命；二，尊重财产；三，尊重人格。只因篇幅有限，不能详加介绍。好在《现代评论》已由岳麓书社影印出版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去看。
(稿源：智效民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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