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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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1-1 15:44:59
胡文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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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（原中国科学院）历史研究所创建五十周年，当时出了本《求真务实五十载：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》，顾名知义，是学术回忆性的文字。比之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时出的两大册《新学术之路》，份量虽然轻一点，但言之有物，亦有可观。
书中涉及的学界名流甚多，这里只想说说王毓铨，一位相当冷僻的人物。王春瑜《怀念王毓铨先生》那篇提到：王毓铨民国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，后来执教于美国，待遇优厚。但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归国，他为之心动，找老师胡适商量，胡表示：“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，你的工资是最高的，大大超过了我。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，应当珍惜。”但最后他还是决意回国，胡适就请他吃饭，并说：“你回国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批判我，否则你难以立足。”结果，王毓铨似乎没有听从胡适的赠言，并没有批判胡适，而果然一生遭际坎坷，身名寂寞。我觉得，胡适的话，不仅显出阅世的明智，更显出待人的宽谅，是智者言，也是仁者言，是应当写入知识分子言行录的。
这还让我想到另一位历史学家童书业。童的女儿童教英在《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·童书业》里提到：文革时，童书业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受批判，当时同在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童教英也被迫写大字报批判父亲，为了让女儿过关，童书业曾提出：“他们对我的批判都没击中我的要害……我的要害我自己最清楚。我起草一份批判稿，你抄了贴出去，他们就会放过你了。”
胡适让学生批判他，是宽容，是了解之同情；童书业让女儿批判他，则是牺牲，是血浓于水。
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，有不少人为求自保，不惜揭发老师，甚至揭发亲人；但不也有胡适、童书业那样的人，甘于被批判、被揭发吗？人性的光辉，终究不可能消灭殆尽。是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(稿源：胡文辉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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