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陶渊明真的“恬淡自适”吗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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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1-8 11:42:42
林永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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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，美国形形色色的教科书中，不约而同提到过三位中国人——陶渊明、杨贵妃、李自成，分别作为“不向世俗低头”（恬淡自适）、“浪漫”和“暴力革命”的符号，其中最受推崇的是陶渊明。如麦基的《世界社会的历史》里有一段陶渊明小传，采信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说法，称陶挂冠归隐后22年里虽然也“经受了作为中国农民的所有苦难”，但他“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……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。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他对这样简单的田园生活很满足，甚至把这种生活美化成为世外桃源。”或许，在麦基们看来，陶渊明和他的“南山”，几乎就是中国版的梭罗与《瓦尔登湖》了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试看陶氏归隐13年后（公元418年）所作的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，分明泄露了天机：“炎火屡焚如，螟蜮恣中田；风雨纵横至，收敛不盈廛。夏日抱长饥，寒夜无被眠”，水旱虫灾轮番来袭，收获的庄稼已经难以维持温饱了，于是，饥寒交迫中作者开始度日如年：“造夕思鸡鸣，及晨愿乌迁”（天黑盼天亮，天明盼黄昏）。今天我们常说农民是弱势群体，而一千多年前的晋代农民，不知农药为何物、抽水机在何方，遑论温室大棚、喷滴灌，一旦天灾来袭，唯有任其摧残，更别说还有那“猛于虎”的苛政盘剥。
这是物质层面的困苦。那么精神上是否充满“诗酒唱和”的充实与“满足”呢？就在上述诗中，陶渊明嗟叹：自己独自慷慨悲歌，除了这两位收信人（均为州郡吏员），竟无别的知音。而另一首《杂诗》中则悲鸣：“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影。……念此怀悲凄，终晓不能静。”想开口却无人应和，只好借酒浇愁、形影相吊，哪来的“诗酒唱和”盛景？可见麦基实在是误读陶渊明了。后人所谓的陶氏晚年“沉醉在乡农之间”、“常与释道交往”只不过是表象，诗人与目不识丁的乡农及释道之间，远难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，遑论思想上的共鸣。而当初不愿讨好州官，今日却可能连一个地痞或地保都可以欺压你，能逼你“折腰”的人已呈几何级数增长。这样的生存环境，至多“忍受”而已，说“满足”何啻掩耳盗铃。
事实上，麦基引用的那些最脍炙人口、代表其“淡泊气节”、“隐逸志向”的陶诗，基本上写于作者辞官前夕、归隐之初“涉农不深”的时候，如《饮酒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归田园居》分别作于公元404至406年，所展现的，至多只是陶渊明62年人生的一个短暂阶段，而不是全貌。在此之前，他几番入仕，分明是一腔热血、满怀抱负，公元400年以后，还曾乔装私行，冒险将政局变化驰报刘裕（后来的南朝宋太祖），并写诗明志：“四十无闻，斯不足畏，脂我名车，策我名骥。千里虽遥，孰敢不至！”后来的《读山海经之十》更借精卫和刑天的际遇，慨叹自己良机已失，徒怀雄心，壮志难骋，理想已成泡影：“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……徒设在昔心，良辰讵可待！”从这一系列篇章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“恬淡静穆”和“彻底的傲视功名”。
综观陶氏不同时期的诗作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寻常人真实可信的心路历程，而不是圣贤与众不同的高调。田园生活只可远观，不可亲历；其所谓的美好、恬淡、浪漫，只存在于城里人偶尔下乡体验一把之余的臆想中。陶渊明为这种浪漫想象和冲动决策付出了代价，他对自己的无奈并不隐晦，说：落入困境的原因全在于自己，怨不得别人（“在己何怨天，离忧凄目前”）。
至此，我不得不相信西方汉学家马克·艾尔文的看法：陶渊明并非真的生性恬淡，只是在官场的激烈竞争中未能顺利通过“潜规则”这所人生大学的考试而已。不是么？仕途几番铩羽，而他依然只用圣贤书上得来的那些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，殊不知圣贤的标准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，真实社会运行的其实是另一套生存法则，也就是2000年吴思首创并风靡至今的“潜规则”三字。陶渊明的失误在于将名义上的“权利”、“尊严”和规则当成了事实上的“权利”、“尊严”和规则，把“应然”当成了“已然”，没看清自己与上官、自己与农民之间根本就不是平等的交往主体，以为从“县令”这个层次退回到“农民”这个更低的层次就可以悠闲自在。殊不知在这片等级森严的土地上，人格自由、精神平等只是弱者的梦呓，一旦真做了最底层的农民，田园生活的真实况味必将证明：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结果，很可能是不得不为五粒米俯首。至于欧阳修盛赞什么“晋无文章，惟陶渊明《归去来》一篇而已”，则更如掩耳盗铃了。
一言以概之，所谓“恬淡自适”“傲视功名”的陶渊明，只不过是后人剪裁包装出来的一个符号而已。而这个虚幻的符号，不仅掩盖了他自己前期的积极入世、后期的愁苦消沉，误导了后世无数士子，今天还把对他推崇有加的麦基们也给“蒙”了。
(稿源：林永芳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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