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“奉旨骂人”的喜剧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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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1-15 11:19:33
黄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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骂人是有艺术的，梁实秋先生昔日就曾特撰一文《骂人的艺术》以调侃之，俏皮地公布了几个原则，比如“无骂不如己者”，需要“态度镇静”，“万万不要涉入生理学范围”等等，其中关键一条是“出言典雅”，这样在骂人时庶几可以微妙含蓄，使人初不觉得被骂的痛苦，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，“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”。梁先生说这才是骂人之最上乘。
像这种最上乘的骂人术，少年时在乡间是领教过的。精通世故人情练达的村妇，骂起人来不见一个脏字，却字字如刀，不过她们所使用的并不是什么“典雅之言词”。骂人要典雅，除了文人谁还能做到呢？可惜文人们虽然用词典雅，效果却往往还不如村妇，清雍正时的钱名世案，就让我们看到了虽然吐词典雅但骂人效果却远未臻上乘的滑稽戏。
钱名世案是有清文字狱之一大案，点过翰林的钱名世因为作诗颂扬雍正的“功狗”年羹尧，被雍正革职并钦赐了一块“名教罪人”的匾，雍正又下令“诸臣赋诗，以昭惩创者”，于是有了《名教罪人》这样一本奇妙的诗集。
当年《名教罪人》是由被骂者钱名世遵照圣旨，自己出资刊印的，现在已很难看到原刻本。所幸上海书店于1999年将其校点翻印，总算让我们领略了圣主和奴仆们在骂人上的“才思”。
拿到书后，翻了一下，老实说，只能当“不堪卒读”四字。千篇一律，虽然也常用典，也遵从诗的形式，但究其实，无非想说明一个意思，就是“皇帝圣明，罪臣卑污”八字而已。看了一下书后所附的作者索引，几乎都是中过进士的人物，有一些甚至还文名鼎盛，可是却找不到一首稍稍出彩的诗。满纸“辜皇恩”“负圣恩”“丧廉耻”“志卑污”，让人生厌，估计被骂者也难以产生多少痛感。放下此书，唯一有点印象的只有两句诗，“从今负罪归乡里，掩口人惭道姓名”。作者是出身世家的浙江海宁人查嗣庭，到底是书香门弟，写“骂诗”还讲究一点形象思维，可惜几个月后，这位查先生去江西作主考，所出题目被雍正抓住把柄，病死在狱中犹未解圣主之恨，还被“戮尸枭示”。
掩卷寻思，禁不住要问：为什么这些文人才子们写起骂诗来就如此技穷？是否因为写骂诗就一定脱离了诗的宗旨呢？其实也不一定，孔夫子早说过，诗可以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“刺恶”本来就是诗歌的一大功能，历史上也自有绝妙的“骂诗”。还是举清朝的例子。在雍正朝之前的康熙时代，吴三桂打着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号起兵造反，拉拢一个名人，那人回应了一首诗，其中两联写道：“复楚未能先覆楚，帝秦何必又亡秦。丹心早为红颜改，青史难宽白发人。”意思是说，明王朝本来就是亡在了为红颜一怒的吴三桂手里，既然投靠了新主就安心做奴才吧，“反清复明”的鬼话谁会相信呢？骂得真是入木三分妙到毫巅。事实证明，用诗来骂人，是完全可以上升到艺术的境界的，但雍正的臣子们骂钱名世，却骂得如此低水准，其故安在？
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们是“奉旨”骂人。要想骂人的水平达到梁实秋标举的上乘，满腹诗书还不够，最重要的一点是骂人也要有真情实感，必须对被骂者真的痛恨，这样感同身受，骂起来才会使被骂者如坐针毡。自古以来，奉旨骂人就没有骂出水平来的，这是一个铁律。上个世纪在大洋彼岸做寓公的胡适一度身受文字围剿，那些文字粗看上去也是凌厉极了，满纸杀伐，但据胡适说，每天伏案劳作之后，翻看那些骂文居然是让他破颜一笑的放松的妙法，这对费力开骂的人而言岂非尴尬？
正如前面所述，不懂风雅的村妇如果人情练达又有切肤之痛，即使不用粗话，骂起人来也能进步到“艺术化”的境界，饱读诗书辈在这一点上切莫为村妇所笑。
(稿源：黄波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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