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“河东”与“河西” |
| --《遮蔽与记忆》序 |
http://xsb.rednet.com.cn
2010-2-26 15:04:29
向继东
|
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：“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，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，‘横看成岭侧成峰’，要识得其真面貌，惟有远近高低看。尽管结果难免片面，但正是这些‘片面’的组合，才能窥其‘全面’。”
收入本书的文章，都有自己的角度。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，但合起来看，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。如把书中林蕴晖的《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》和茆家升的《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》连起来看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前者是史家大角度、全方位探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究竟饿死了多少人，后者却是安徽一省个案的一个视角。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林蕴晖先生说：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，大体有饿死1000多万、2000多万、3000多万到4000多万人四种说法。究竟哪一种说法最接近？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只有真问题，才有真学问。当下，国内土改运动研究虽无课题计划，也无项目申报，但确实有不少学者在关注，如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就发表了《1946—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》（见《同舟共进》2009年第3期）。2008年白若莉在《炎黄春秋》发表了她父亲白介夫（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、土改时任长白县委宣传部部长）写的《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》，2006年何之光发表了《<土地改革法>的夭折》。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先生去年曾出版《刘少奇与晋绥土改》专著，书是台湾出版的，可惜读到的人很少。本书中王文华的《晋察冀解放区的“五月复查”运动》也是写山西土改中的事。何为“五月复查”运动？王文说：“1947年4月下旬，刘少奇、朱德率中央工委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后，发现这里农民吃、穿、住仍很困难，见有的农民冬天没有棉衣穿，窗户上没纸糊，认为这里的土改没有晋冀鲁豫解放区搞得彻底。1947年5月3日，中央工委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领导干部会议，会上批评晋察冀解放区贯彻《五四指示》不深入，土改不彻底，右了，农民没有真正翻身，要对土改运动复查，纠正右的错误。会上提出‘一升租子也是剥削’，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，就是法院’，‘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’等左倾口号。”结果“清算地主”演变成“哄抢财物”，乱打乱杀现象严重。“仅5月20日至22日，建屏县就打死141人，其中洪子店区打死、杀死28人，自杀1人。夹峪村处死13人，有的零刀碎剐，有的乱棒打死，有的石头砸死。盖家峪会场上摆着3口铡刀，台上一声喊，3个执行者挥舞铡刀将6人劈死，把群众吓得滚坡的、逃跑的，气氛十分恐怖……”当然，我也注意到，当年何之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遭到批评。但我觉得，批评只要是说理的、摆事实的，道理自会越辩越明，真相只会越说越清楚。
如今50岁以上的国人，恐怕无人不知《白毛女》的故事了。几十年来，人们往往都把《白毛女》当真人真事看。我曾看到有文字记载，说当年在解放区演出此剧时，有苦大仇深者冲上舞台，或是台下用枪瞄准，硬要杀了黄世仁。其实《白毛女》的故事是虚构创作出来的。本书中景凯旋的《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》，就详细披露了此经典话剧的创作全过程。在创作过程中，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就是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。“白毛女”是怎样和“革命话语”联姻的，读过此文，大致就知道了。也自然知道了“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，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”的奥秘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当年演出《白毛女》，其他演员谢幕时站在舞台前面，而黄世仁扮演者只能跪在舞台一角；而今有文艺评论家到大学讲学，不是有90后女大学生表达了“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”的观点吗？真是此一时、彼一时也。景先生还通过《白毛女》诞生过程的梳理，指出从“五·四”到“延安”，工农已取代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主力军；知识分子不再是教育民众、而是受民众教育的对象；“延安文化”已成为“西方马列话语”与“东方民间话语”的一种结合。应该说，景先生是有自己见解的。
还要特别提到台湾学者徐宗懋的《1947年春：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》一文。当年国民党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怎样？徐先生以史家的笔法，提供了不少难得一见的细节。徐先生的优势是：身在放开“党禁”、“报禁”之后的台湾，能看到我们无法看到的史料。还有杨天石的《1949：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》、苏双碧的《吴晗：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》、李蟠的《喝过延河水的红小鬼阎明智》、雷颐的《森有礼的悲剧》等，都是十分可读的篇什，且又能发人深思。
（《遮蔽与记忆：名家文史精品2009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）
(稿源：向继东) |
|
 |
|
|
| 新 闻 搜 索 |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