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从雷海宗的“不去”说到“不回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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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2-26 15:05:53
苗振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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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历史学家雷海宗的文章已经很多，但资中筠的一篇文章，让我对雷海宗的了解更深了一层，从而又多了一分对雷先生的敬重。
1992年，资中筠先生作为访问学者，去美国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，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的一份文件中，发现一封信。这封信写于1943至1944年间，是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籍教授温德先生，联名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。
信的大意是：因为连年的抗日战争，中国一些最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，生活已陷入极端困境，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，为抢救这些宝贵的知识精英，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能够给于资助。资助的方式，是选择一些学术前景好的教授分批赴美讲学。这既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，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为了让接受支助的教授不失体面，没有乞食的嫌疑，信中还建议采用一种变通方式——把款项作为文化交流项目，拨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，由他们出面聘请两国政府商定的教授名单。聘请的教授分A、B两批，A批是那些既著名而又最具创造力的学者，雷海宗属于A批名单。
方案很快就得以实施，费孝通、冯友兰等教授学者都应邀成行了，令人意外的是，雷海宗却没有去。
作为上世纪20年代曾留学美国、 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雷海宗，自然知道这时候去美国，对自己生活改善与学术提高的意义。但雷海宗想到的不是这些，他想到的是：现在正是中国和中国教育最困难时期，西南联大需要他，学生需要他，他不能在这时候离开。换句话说，让他在这时候离开，他感到在道义上过不去。梅贻琦校长知道他要放弃这个机会，也动员他去，但他留意己决，终于不为所动。这种选择，对于雷海宗来说，也许是很自然的。他心里清楚，在这个时候什么东西最重要，如何选择才会让他感到心安理得。如果把这说成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，那是在失落这种精神以后才有的理解。
雷海宗令人感念的远不止这些。鉴于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，国民党逃离大陆时,也动员他离开，为他准备了机票，他同样不为所动，决心留下为新中国效力。50年代初期，他发表很多学术论文，但稿费却全部捐出。让人无限伤感的是，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知识分子,1957年也未能逃过“反右”一劫。正像当年国家有困难，他想着自己应该留下来，也就留下来了；此时是响应“百家争鸣”的号召，他想着要把自己的学术见解说出来，也就说出来了。想不到，当年留下来的举动，会受到推崇；今天的学术问题会成为政治问题，会受到不讲道理的批判，会成为他“右派”立场的重要证据。
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，突然遭到来自政治的诬陷，那往往是致命的。雷海宗正是如此。把他打成右派的，是来自康生的指示；批判他的文章，是来自中央级的权威报刊。对雷海宗有多大的压力，已经可想而知。据其夫人张景茀回忆：“……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，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，十分沉痛地对我说‘对不起你’。这突如其来的恶讯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次日，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，他躺倒了。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。当时，我能向谁求援，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？”即便如此，有些会他还必须参加，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检查，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。有一次他竟晕倒在会场上，由三轮车把他送回家去。
1961年，雷海宗被摘去右派帽子，又可以教课了。很多别人不愿教的课，一下子都压在了他身上；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由几个人分担的课，在这里都由他一个人包了下来。在教学上，雷海宗涉及的领域广，课讲得精彩，又向来是任劳任怨，这时更是能者多劳，都全部承担下来。而承担下来，他就会拼尽全力去做好。那时，他已身患慢性肾炎，血色素只有4克，全身浮肿，步履艰难，完全是一个危重病人了，每天都是三轮车把他送到教室门口，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上讲台。直到他实在没有力气再上课了，这才住进了医院。而住进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，距他摘去右派帽子的时间，还不到一年。
雷海宗最后几年的遭际，资中筠文中没有谈到，但有另外的发挥。她由雷海宗当年的行为，想起另一些人。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，正是出国高潮时，她当时主持的研究所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，每年都要选送几名学者去美国，做一至两年的进修或研究，以便回国后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。这些人属于公派，结业后还应回到研究所。但是，令资先生不满意的是，如约回国者却寥寥无几，大多是一去不回。无论怎么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拉回来。
这样一比较，似乎就有了意义。
40年前，雷海宗经劝说而不去，给资先生心灵很大震撼；40年后，新一代学人一去而不回，让资先生有些隐隐不满。40年的岁月，为什么竟会让两代学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资先生没有回答。
也许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由此，我想起杨绛先生《干校六记》中的一段话。她说：“解放以来，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，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。” 而“当初”又是怎样的呢？她说：“我想到解放前夕，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，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？思想进步吗？觉悟高吗？……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，撇不下‘伊’——也就是‘咱们’或‘我们’。” 杨绛的话说得隐忍、沉痛，但意思也还是明白的。写下这段话时，她与钱先生正在湖北“五七干校”，住在自建的房子里，没有书，就像乡下老农一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挑粪种菜。当看到老弱病残被送回北京，不是老弱病残还要继续留下，她对自己“一辈子留在干校”，已经“死心踏地”了。
如此，似乎也给资先生说到的问题，做了注脚：雷海宗当时所以不去，那是他“舍不得祖国”,扯不上什么“思想进步”、“觉悟高”之类。应该说，在那一代学人当中，这种今天被称为道德、称为境界的东西，已经像信仰一样，内化到他们的灵魂当中，这种东西，甚至不用通过教育而获得，也不会为大知识分子所专有，在很多时候，它就像遗传基因一样，代代传承。而后来，经过“九蒸九焙的改造”，不仅是知识分子，更是在所有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。闹灵魂革命的结果，就是没有信仰，没有羞恶，没有畏惧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到天平上称一称。所以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之前，雷海宗“不去”很正常，在这之后，既然灵魂传承已经断裂，“不回”也就很正常了。
(稿源：苗振亚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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